编者按：在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，露天电影更像是一种怀旧。这种怀旧夹裹着复杂的感情，其一就是平民娱乐的怀念，通俗点说就是对大伙在一起不花什么钱找点乐子的怀念。如今各种超豪华影院动辄大几十元的电影票门槛的确是太高了，而无所不在的电视“真人秀”、电脑BT（一种网络电影下载工具）的便捷只是一个人的乐子，电视与网络把我们孤单的原子化，“独乐乐，与人乐乐，孰乐？”但“消费主义”洪流之下，快乐原本就是一种稀缺资源，更何况还是大家一起快乐。这一期我们选择了回忆2001年拆掉的学校露天电影场，因此更像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凭吊。
    都市或者乡村中，露天电影场的消失不是媒体或者是现代化的胜利，一种公共平台（哈贝马斯谓之“公共领域”）的消失是容易的，重建需要十倍或百倍的努力。学校露天电影场所在地现在是一块网球场，一个能让很多人快乐的场地变成了付费、少数人娱乐的运动场，个中还不仅仅是商业的伟大胜利！
    露天电影场一个时代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的反映，是几代人回忆的承载，爱情、青春、理想……我们的叙述人中有敬业的放映师傅、也有狂热的中青年露天电影迷。采访对象的口述零星，记者严格遵守口述者的原意，但前后逻辑上稍微拾缀为文，因而也不采用本栏目惯常所用的叙述方式。
    讲述人：退休教工袁厚俊、东社区居委会主任赵明、教务处唐铁军
    学通社记者：陈晶、杨丽君

    在校史馆，有一张非常引人注意的大照片。那是毛主席会见许子威院长时的照片。这张珍贵的照片还有个不平凡的来历。1958年，北京召开首届科学技术大会，许子威院长也参加了。会议结束后，大家一千多名代表与毛主席合影留念。拍完合影，毛主席与代表们亲切握手，问候。当他走到许院长旁时，正好被记者拍下了这一幕。后来，我校电影放映师袁厚俊在为师生放映新闻周报时，看到银幕上有毛主席和许院长在一起的镜头。细心的他在不影响放映质量的情况下从电影胶片上取下两张底片，洗成照片送给了许院长。许院长非常高兴，一直珍藏着。校史馆在征集史料时，许院长的家人就把这张照片捐了出来。
    袁厚俊是湖北省第一批获得电影放映技师资格证的放映师，他谈到这张照片时露出了自豪的微笑，那些有关学校露天电影场的一幕幕老场景慢慢从脑海深处浮现出来……

露天电影场：简陋

    我校（那时刚合并为华中农学院）的露天电影场诞生了。最初场地还相当简陋，靠北有一个挂屏幕的铁架，东西两侧是低矮的竹篱笆，南面则是一级级的土台阶，每级大约1.5米宽，可以坐三排，近百人，那就是观众席，观众席和银幕之间还有一广场，整个电影场能容纳一两千人。
    当时是每周六晚7点开始放映电影，一部国产片，一部外国片。早期主要是革命战争题材的，如老三战--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、《南征北战》，《铁道游击队》（国产），《卖花姑娘》（朝鲜）等，后来渐渐也有文艺片和爱情片等多种形式的影片，电影内容和取材也多元化发展，彩色影片逐渐代替了黑白片。这些影片所引发的革命情怀以及雄健昂扬的审美趣味，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电影观众。在近半个世纪的日子里，除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中断过两三年放映外，我们的露天电影场没有休息过。
    电影场要发挥作用，就少不了放映员。最初，由院系选派的五、六名大学生组成了放映队，经过武汉专业电影队的短期培训，他们成为我校最早的放映员。除每周六晚放映电影外，平时他们还要租片、还片、搬机器、跑片。学生平时有学习任务，还要参加各类活动，因此做放映电影这项繁琐的工作有些吃力。第二年，学校找到了当时在广播站工作的袁厚俊老师，将这项工作交由他负责。袁师傅高兴地接了下来，没想到从此一干就是四十几年。
    伴着袁师傅的成长，电影场也几经改进。原来的竹篱笆变成了两米多高的围墙，土台阶上也铺上了草皮。后面还建起了两层的放映小楼。一楼是小卖部，放映机就放在二楼。电影场建成之初，电影是免费观看的，但由于存在着交通费和影片的租金，后来开始象征性的收取少量费用。门票从五分、一毛、一毛五到后来的一元、两元，门票的制作材料也从开始的纸币过渡到可回收的塑料票，后来因为塑料票遗失后不易补办，还是改用纸票。门票无时效，不过期，不同颜色的票代表不同的面值。

老放映师：敬业

    “当时也没想很多，既然领导信任我，我就好好做。”话说得容易，袁师傅却是用一生在践行自己这个单纯的想法。参加了3个月的培训后，袁师傅拿到了电影放映技师的资格证，此后一直兢兢业业，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。1965年结婚那天上午，他还去电影公司取片子。有时遇到阴雨天气，就很头疼，不知道要不要去电影公司租影片，不租吧，同学们都很期待呢，一周就这么一次，万一租回来因为天气原因放不了，又太浪费了。也许就是从那时起，袁师傅养成了关注天气预报的习惯。但这还不是最烦心的，放映老电影中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跑片。一部电影通常有10-12个拷贝，当时电影公司只能提供一套完整的拷贝，热门的新片如果要同时在几个高校放映，就需要不同的放映点通过传递拷贝的方式进行接力。一般一个拷贝可以放9分钟左右，拿到全套拷贝的那个学校放了3-4个拷贝后，就会有其他学校派人来拿，拿回去放了后再传递给下一个等候的学校。有时一部影片要拿三次才能放完。因为路上要花时间，往往拿过来的3或4个拷贝还未放完，就要去拿下面的了。有时袁师傅自己骑摩托车去，有时派学校车队的车去。路上车抛锚或堵塞等意外总是难以避免的，因此就会有已有拷贝放完，下面的还没拿到的情况。遇到这种断档的时刻，袁师傅就会向观众解释。大家也能理解并耐心的等待。

观众：狂热

    六七十年代人们的娱乐方式不像现在这么多样，学校地理位置也比较偏僻，每周六晚上的电影几乎就是人们唯一的精神享受。东社区居委会的赵明主任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他们看电影的情形，“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，每到星期六上午就开始坐不住了，心都飞了，都急不可耐地盼着晚上的电影。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，我们就端着饭碗站在门口吃，一边竖着耳朵听广播。当‘电影消息-电影消息-’的声音响起的时候，我们几乎是飞奔着跑到喇叭下面，大家都不说话，摒着呼吸，聚精会神地听它播报晚上会放什么电影。那时看电影是风雨无阻，雨雪天，只要放，就会有人打着伞去看。印象很深的有一年冬天，下的雨滴到地上都变成冰粒了，气温很低，我们都哈着热气，一样看得津津有味。”
    看露天电影还要占位子，晚上7点钟开始放映，一些心急的观众下午4点就搬着凳子去占座位了。6点钟，来的人络绎不绝，有学生，教职工和家属，还有附近村的居民等。到了六点半就是人头攒动、人山人海了。电影正式开始前，大伙会家长里短的拉家常，头顶着黑幕和闪星，感觉特别畅快。等音响里传出声音来，大家马上全安静下来。放映电影前会有一段时间的新闻周报，播报半个月来的新闻事件，那也是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渠道。电影结束后，大伙浩浩荡荡分成两条巨龙散去，一条北上是学生群，其他人西下回家。路上，大家还意犹未尽地谈论电影里的精彩情节，或为主人公的不幸而唏嘘，或为打倒敌人而振奋。“记得《地道战》中有一句台词是'老钟，快点跑，后面鬼子追来了！'后来我们在田径场上搞活动时，只要有人在跑步，我们就在后面一起唱'老钟，快点跑，后面鬼子追来了……'那时电影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少的一部分，它给我们的童年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。”赵明回忆说。
    九十年代中期电视开始普及，电影市场不可避免的受到冲击。到露天电影场看电影的人也越来越少。但是仍然有对露天电影情有独钟的人。唐铁军就是其中之一。
    唐铁军1996年入校，赶上了露天电影的末班车。大三下学期课程比较松，有一个周末，他被一张露天电影院的海报打动，回去号召全寝室的哥们一起去看。此后，周末的影院聚会就成了寝室成员的共同习好。如今，室友们已经各奔东西，偶尔回忆起大学时代时，总会对撒在露天电影场的青春岁月感叹几句。“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电影了，在室内影院再难找回当年的感觉……”
    露天电影场于2001年被拆除。

记者的话：

    空旷的操场，满天的繁星，占位的小凳，宽大的幕布，神秘的放映机，露天电影是曾经观众记忆深处一个美丽的触点。伴随着红砖红瓦、青草台阶的消失，露天电影也逐步成为上一辈华农人脑海里发黄的记忆。
    七旬老人守了这块露天电影场半个世纪，奉献一生。就像袁师傅自己所说的：“我已经退休近十年了，但如果现在放一部最古老的蔡司牌放映机在我的面前，我还能熟练的给你放上一场经典的电影。”老人怀念着过去的点点滴滴，回味与电影一起走过的路。
    中年老师有的年幼时也曾在这露天电影场度过欢乐时光，开场前，搬凳占座，匆匆忙忙；嬉戏打闹，开怀大笑；制作鸟枪，唯精唯一；开场后，又正正经经，专心致志……前后的枝枝节节都是这群华农人童年生活中百品不厌的回忆。
    我们年轻一代，大多没有领略过华农电影场的风情。回想我的童年时代，也有一段以露天电影为底色的回忆。我家小区的篮球场上，也曾架过一两年的银幕。那时人们都是站在篮球场上或从倚在自家阳台上看，小孩们会故意在人群中乱窜，比赛看谁最先穿出人群，也会在玩累了之后，站在楼下大喊：“妈妈，给我丢一块钱下来…”而大人们也很随意的交谈着，偶尔停下来，看看自己认为有意思的电影部分。
    我想，从我的“露天电影”起，它所扮演的生活角色已经慢慢退出主要的娱乐舞台。确实，作古的华农露天电影也证明了我这个想法。偶尔遇到一些节日，会在博园西边的篮球场上看些所谓的大片。周围的同学会说：“篮球场上有露天电影了，咱们去怀怀旧吧。”它成了华农人用以怀旧的符号。
    长草的泥巴台阶，浸着空气的湿润。月光笼罩着电影场，一小包葵瓜子，一大匣子知心话融入心中，温情在周围四溢。可以说，从产生电影的那天起，露天电影院就是普通百姓的精神乐园。这种温情，这种快乐是去豪华影院或Bt下载所无法拥有的。